班德贵（1920—1997年），北京人，回族，自少年时代便对相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师从相声前辈张杰尧，经过这位导师的悉心教导，逐步迈上了相声的艺术之路。18岁那年，班德贵和王世臣一同前往天津，在那里凭借一段《数来宝》，迅速在天津的相声圈中站稳了脚跟，逐渐积累了可观的声誉。
虽然班德贵在天津时一直以张杰尧的徒弟身份活跃在相声江湖，但由于张杰尧的辈分问题常常引起争议，这也成为班德贵人生中一个特殊的插曲。直到1953年，班德贵在相声泰斗张寿臣的推荐下，正式拜入了马三立门下，成为了中国相声的第六代传人，归属“宝”字辈，而这一身份也迅速得到同行们的认可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班德贵和马三立都是回族，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。马三立曾为班德贵取名“班笑魁”，然而班德贵当时已年满33岁，且新中国已成立多年，因此他并没有使用这个艺名，而是继续以本名示人。班德贵的相声技艺精湛，不论捧哏还是逗哏，他的表演都恰到好处，语言犀利、神情冷峻，因而被誉为“冷面滑稽”。除了在相声艺术上精益求精，班德贵为人正直、忠厚，艺德高尚，深得同行的好评和尊敬。
另一位对班德贵有着深刻影响的人物是周德山（1878—1955年），天津人，乃中国相声界的名人之一。周德山技艺高超，被尊称为“相声八德”之一。他曾与李德钖等相声大家合作演出，享有极高声誉。由于脖子短、常露大嘴笑，他的艺名戏称为“周蛤蟆”。作为马三立的师父，周德山不仅是班德贵的师爷，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前，班德贵曾在天津南市担任相声场地的“掌穴”，负责安排演员演出和分配报酬。
展开剩余62%有一次，班德贵召集相声演员开会，他严肃地对大家说：“老少爷们儿，我有个事儿想跟大家商量。”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听班德贵继续说：“昨天我见到了周德山老爷子，老爷子身体不好，已经很难再上台了。他年纪大，没有儿女，生活很困难。我们作为徒弟，应该帮帮他。我提议大家每人少拿一点工资，剩下的钱我们定期送给周爷爷，看看大家怎么看？”话音刚落，大家纷纷表示支持：“赞成，按您说的办！”得到了全体成员的认同后，周德山和妻子便在班德贵和其他弟子的资助下，过上了相对轻松的生活。1955年，周德山因病去世，班德贵协助马三立为周德山安排丧事，并全程参与了相关事宜。
与班德贵有着深厚师徒情谊的还有王鸣禄（1938—2022年），天津人，既是相声演员，也是相声作家。王鸣禄自幼家境贫困，热爱相声，常去相声园子看演出，并逐渐与班德贵建立了深厚的关系。由于父亲早逝，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，年仅12岁的王鸣禄便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。尽管生活艰难，但他从未放弃努力。
有一天，王鸣禄母亲告诉他家里没米了，他立刻想到班德贵。曾在困境中得到班德贵帮助的他，径直来到班德贵所住的小旅馆。敲门后，他低着头，默默不语。班德贵看出他为难，便赶紧问道：“孩子，家里是不是缺钱了？”王鸣禄点了点头。班德贵毫不犹豫地拿出一些钱递给他，并叮嘱：“先拿去，如果不够再来找我。”王鸣禄感动万分，鞠躬道谢后离开了。这份恩情，王鸣禄一生难忘。
多年后，王鸣禄也成为了相声演员，但他思想较为新潮，虽然始终对长辈十分尊敬，却没有依照传统拜师。直到1997年班德贵去世时，已年届59的王鸣禄为表达敬意，打破了自己的原则，跪在班德贵的灵前，痛哭流涕，恭敬地磕了三个响头，这一举动展现了他对班德贵深深的感激与崇敬。
班德贵不仅在相声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他的人格魅力和正义感也让人敬佩。1944年的一个下午，班德贵在街头看到一名日本人坐着人力车，车夫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，反而被打了一巴掌。班德贵怒不可遏，冲上去给了那名日本人一记重拳，将其打得后退了几步。那名日本人想报复，却被周围的市民围住，大家纷纷出手，将他暴打一顿。班德贵看到车夫被欺负，慷慨解囊，将所有的钱都给了车夫，并叮嘱他赶紧离开。尽管班德贵担心自己因此惹上麻烦，但他毫不后悔。他坚信自己所做的是出于正义，纵使有风险，也无所畏惧。
这一英勇行为也让同行们对班德贵深感敬佩，纷纷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“侠客”。不过，班德贵却笑着表示：“您们太高看我了，我可没有什么武功，只是看不惯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人。”他的言辞虽然谦逊，但大家从中看到的却是他那份正义感与勇气，也正因为如此，班德贵无论是在相声界还是在民间，都赢得了所有人的深深敬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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